五卷本《现代汉语大词典》（简称《大现汉》）的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包含超过1200万字、15.7万余词条的巨著，全面展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面貌。它的问世，是新中国三代辞书工作者20多年不懈努力的成果。
二十余载的坚持
编纂一部词典是一项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投入的艰巨任务，它考验着编纂者的学识、毅力和情怀。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就曾提出编写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的设想，但因条件限制，项目曾三次中断。直到200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来的《大现汉》主编江蓝生接手此项工作，并投入了二十余年。
江蓝生回忆，时任副主编的韩敬体曾提及老一辈语言学家吕叔湘和丁声树关于编纂大型词典的嘱托。尽管深知辞书编纂的艰辛，江蓝生仍认为作为后辈，有责任完成前辈的期望。韩敬体曾参与丁声树主持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对前辈的愿望及其意义有着深刻理解。
为何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成为几代辞书人的共同心愿？这与中国辞书发展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前，已有《辞源》、《辞海》等大型辞书问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编纂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重要辞书，但它们多为中小型，未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与其他国家相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小学馆推出了《日本国语大辞典》，而《牛津英语词典》在1989年也推出了内容大幅扩展的第二版。当时，中国在国际交流中，有时只能以小型的《新华字典》回赠外国友人赠送的百科全书。因此，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时代的召唤。江蓝生表示，这既是前辈的嘱托，也是现实的需要，《大现汉》的编纂是他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充满挑战。江蓝生提到，当项目第四次启动时，参与过《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许多同事已退休或承担其他研究任务，人手不足是长期存在的难题。在江蓝生和韩敬体的努力下，截至2005年底，组建了一个近30人的编写团队，其中不少成员是新手，需要边学边做。从立项到最终出版，历经二十载寒暑，尽管项目曾有调整，人员也曾有变动，“坚持下去，绝不能再半途而废”始终是编写团队的共识。
他们广泛研读各类文献，利用语料库收集历史词汇，通过专题研究推动编写，并积极向读者和社会征集意见，同时召开专家审稿会听取同行建议。经过二十余年的打磨，这部词典逐渐成型。在《大现汉》的首发会上，江蓝生强调要打造与中华文化及人民需求相匹配的辞书产品，帮助人们正确使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韩敬体则感慨，这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三代学人梦想与期望的结晶。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认为，《大现汉》的出版是对老一辈学者学术思想的传承，也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体现。
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
《大现汉》在学术研讨会上获得了“内容丰富”、“严谨规范”的高度评价。而普通读者则用“生动”、“有趣”、“新鲜”、“好读”来形容这部词典。江蓝生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编纂一本既能查阅，又能“阅读”的词典。
《大现汉》中收录了许多令人惊喜的内容，例如，读者可以看到百年前的“智识”（知识）和“除幕”（揭幕）等词语用法，以及“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生动的口语表达。词典还解释了因误用而流行的词语，如“回怼”的“怼”。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和时代活力的词语，使得《大现汉》超越了单纯的工具书，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作品。
这一切得益于《大现汉》的编纂理念。秉持吕叔湘先生“编就要突破前人，有特色、有新意”的治学理念，编写组在理念上进行了大胆创新，提出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这意味着词典不仅关注词语当下的意义和用法，也追溯其演变历史；不仅提供准确严谨的释义，还补充语用规则和文化内涵，以适应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为了支撑这部新颖且有深度的词典，编写团队从海量语料中搜集词汇。他们广泛调研各类已出版的辞书，并利用多种语料库，遴选有价值的未收录词语。特别是为了挖掘被遗忘的旧词语，编写组仔细翻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从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的作品中搜集原始资料。编写组成员范文杰曾笑谈，有时吃饭时突然想到一个词，就会立刻记录下来，生怕遗漏。这种将工作融入生活的态度，让他们在浩瀚的语言海洋中精挑细选，收录了前人未曾记载的有价值词目。
著名语言学家王宁教授指出，《大现汉》全面展现了现代汉语的真实面貌，并且在共时描写中融入了历时视角，让读者从中可以掇拾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他认为，这部词典不仅提供个体词语的查检，更有助于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传承与坚守
江蓝生坦言，当初接任《大现汉》主编，是因为不了解其中的难度，而能够完成，则源于责任感与使命感。她曾因长期伏案工作，颈椎和腰椎出现严重问题，接受了三次大手术，但在住院期间，仍坚持在工作群里与大家沟通。她认为，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能增长知识、提升思维能力，同时也能淬炼意志。语言研究者通过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做贡献，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如今，辞书队伍的成长和这门学问的传承，是江蓝生最为关心的。王楠介绍，《大现汉》的编纂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传承的过程，许多年轻的参与者在工作中积累了经验，成长为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修订的主力。
编写组成员苏颖认为，能够完成《大现汉》的编纂，离不开榜样的感召、责任与热爱的支撑，以及团队的相互扶持。她提到，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乐于传帮带，对年轻人的问题耐心解答，总是放下手头工作给予指导。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其中11位拥有博士学位，专业领域涵盖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等。这个团队既有冷门绝学和现代语言学各分支的研究者，也有前沿交叉学科的探索者，为各类辞书的编纂和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大现汉》的顺利问世，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项目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范文杰表示，相比基础研究，辞书成果的显现需要更长时间，但社科院和语言所出台的支持政策，如科学完善的岗位考核评价体系，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专注于词典编纂工作。
学术积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楠在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三十余年，她回忆刚入职时，每年都要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新义卡片，至今所里仍保存着近百万张手写卡片。虽然现在不再手写，但随时关注新词、新义，思考字词释义已成为习惯。王楠动情地说，人生最美好的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她认为，尽管编纂辞书辛苦，但看到几代人都在使用的《新华字典》（发行量约7亿册），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感到非常幸运。《大现汉》也将是一部能让他们一生引以为傲的作品。
